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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 “狮子山下精神”成就的香港新特首
2012-7-23 14:07:34     编辑:yuxuantang   文字大小:【】【】【】    【打印本页】【关闭本页
“狮子山下精神”就是从底层起步打拼的精神。这是典型的香港精神。梁振英的成功可以说是香港精神的成功典范,是靠个人努力打拼得来的。出身贫寒、勤奋努力、事业有成,亦往往是香港市民最为推崇的一种品质。

2012年7月1日,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正式上任。他接替曾荫权,成为香港回归以来的第四任香港特首。

在3月25日揭晓的第四任香港特首选举中,1号候选人梁振英以获得689票当选。历史似乎总是喜欢为人们呈现出戏剧性的一幕。16年前,第一届香港特首选的总监票人正是梁振英。如今他登上香港政坛巅峰,连竞选对手都叹服这是实至名归。

在发表感言时,梁振英期盼竞选对手唐英年能与他合作共建香港未来。他坦言:“我要感谢唐英年先生和何俊仁先生,他们的参与为这场行政长官选举带来了实质的意义,选举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我欢迎大家继续提点我、批评我,我也衷心希望日后可以跟唐先生以及何先生合作,共建未来。”


出身寒门却志存高远

上世纪30年代,来自山东威海的梁忠恩只身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梁家独子梁振英出生。由于是家中独子,梁振英从小就要帮忙干家务。“讲价、拣菜我都懂。那个年代,一般家庭都没有电饭煲,点煤油炉成了我的专责。”回忆起这段岁月,梁振英仍十分自豪。

梁振英一家人一直住警察宿舍,一层楼十几户人家要共用厕所,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他20岁。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不少家庭穿胶花(塑料花)帮补家计,梁母亦发动一家大小做帮手。11岁的梁振英负责送胶花,每袋都有几十磅重,经常要“走几步停几步”。日子久了,令他变成了“鸳鸯膊”——右肩膀比左肩膀宽。

梁振英回忆,一家人日以继夜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梁父退休时,退休金加上穿胶花赚来的钱足够他们在市区西环买一个400尺(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

家境清贫,梁振英的求学年代也过得特别节俭。为节省每天两毫的车钱,尽管是香港顶尖中学英皇书院的学生,梁振英也总是步行回家吃饭。中学时代的梁振英,细心、内敛,做事很有主见。中六会考时,英皇规定,如果分数相同,不论中、英文成绩,最终录取学术科目分数较高者。梁振英学术科成绩稍差,无法在原校升学,不得不另找学校。最终,他选择了香港工业专门学院(现为香港理工大学)。

与梁同桌的林国荣回忆说:“他在理工选科时选了建筑测量,当时很多同学都没留意这科,觉得冷门,但他有自己的洞察力。他说测量科文中有理,理中有文。”

从此,梁振英便与地产测量结缘。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梁振英的选择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日后,这也成为他事业的起点。毕业后,梁振英计划出国深造,有几所大学供选择。林国荣回忆:“两所让他直读二年级,两年后大学毕业。另一所要由一年级读起,3年毕业。那时穷学生一定会选前者,花费不用太多,也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梁选了读3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他说那里有城市管理科目,他喜欢这科。”

“他是那种愿意为理想牺牲的人。”林国荣不无感慨地说。20岁第一次出门远行,梁振英说,他最难忘的是家人的支持。“一家人到机场送行,回家后第一个哭的竟然是爸爸。”为了预备留学费用,姐姐变卖了嫁妆,父母拿出了积蓄。
留英期间,梁振英半工半读。“一星期有两三晚在中餐馆做兼职,每日做六七小时,基本上够生活费,带去的钱就省了下来。”梁振英参加了中华同学会的活动,还为华侨子弟教中文识字班。后来他担任了同学会的副会长,会员多是香港及星马华侨学生。

“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梁振英说。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中国重返联合国、海外保钓运动风起云涌,民族复兴的思潮在华裔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


早年拓荒大陆物业市场

1977年,梁振英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当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拥有留学经验、胸怀报国理想的梁振英终于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的名字叫“深圳”。

梁振英现在仍记得,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刚毕业回港的他希望去深圳看看。那时,罗湖是唯一海关口岸,每天过关的只有40多人。

1979年初,当24岁的梁振英再次走过罗湖桥进入深圳时,他已是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的会员,应深圳方面邀请,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与他一起充当蛇口“启蒙者”的是20多位香港专业人士,包括经济学者、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建筑师、测量师等。刚刚起步的深圳特区,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

据当时培训班参与者回忆,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学员们称之为“延安大学”。梁振英讲解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他从零讲起,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

台下的学员包括深圳特区官员和规划者,以及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梁振英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们告诉梁振英:“原来听到你的名字,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梁振英对第一课的记忆是“很尴尬”,因为不会讲普通话,讲课需要翻译。“至少在前3年,讲课都需要翻译,后来讲多了,就学会讲普通话了。”由于当时边检手续复杂,且没有24小时通关服务,梁振英去讲课不得不牺牲整个周末。每个月两三次,每一次,梁振英需要在办完过关手续后,星期六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梁振英和其他香港人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
次日一早,梁振英就会花一毛五分钱,雇当地年轻人用自行车载他去讲课。由于路况差,颠簸得厉害,再加上个高腿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梁振英自觉有点狼狈。虽然辛苦,但梁振英乐在其中。林国荣说:“他跟我们分享过,当时在内地开完会没什么招待,喝糖水就已很开心,与现在大块肉招待,差别极大。”

梁振英回忆说,早期他除了当老师,还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特区的人口指标。深圳市的官员给出了30万人的规划。梁振英说:“我们有点不相信,深圳当时就是几个小渔村,哪来30万人?”

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梁振英感慨地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自己觉得不负此生。”梁振英说。


新特首的草根情节

在当选特首后,梁振英还不忘回到深水埗的老屋去与街坊邻里促膝攀谈,共度父亲节。那些贫民街坊争先恐后向他表达诉求,他也不停地在本子上做着记录,还将一些有机食物赠送给街坊,以此表达“人人有机会”的祝愿。

与这些精英背景形成反差的是,他在这个富豪云集的城市里保持着明确的草根情结。他不喜应酬,与富豪打交道时“显得木讷”,却愿意坐地铁去香港最贫困的地区天水围走访;下区时,同僚们多西装革履,他却要么换件棉毛衫,要么穿普通Polo衫;他的皮包曾被考证“用了超过40年掉皮掉色”;他在博客上撰文,呼吁“老板们,多为基层工友想想吧”,并首先在自己的公司将员工最低工资上调到8000港元。

他曾反复强调:“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强调平均分配,但市民或多或少分享到经济成果,这个很重要。现在香港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偏低,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几年前我就主张立法制定最低工资。这一政策去年劳动节那天开始实施,效果相当不错。社会上贫富差距过去几年较大。我关注不是差距问题,而是贫穷问题。富裕的问题我觉得并不是我工作的方向,越来越多香港人变成富人,是我们值得恭喜的事情。


他将带领香港走向何方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香港回归的准备工作拉开序幕。1988年,梁振英接替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毛钧年,被任命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正式踏入香港政坛。1997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梁振英获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自此开始参与特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的工作。1999年,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的香港政坛元老钟士元退休,梁振英接任,直至2011年底宣布参选特首。

20多年政海生涯,梁振英给大众的印象多半是刚毅严肃、不苟言笑,但他形容自己并非“恶上司”一般的古板政客,反而是看电影会落泪,闲时会包饺子、做面条的性情中人。

梁振英与太太唐青仪,育有三个子女。唐青仪与梁振英是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的校友,两人1981年结婚,两年后,唐在港取得律师资格,后放下事业照顾家庭。梁振英竞选时她夫唱妇随,常以“头发乱了”的师奶形象拉票,代夫辩解,词锋犀利。

在一次大学同学活动中,梁振英被唐青仪的聪明爽朗吸引。其后,他以“一日一情书”及“每月一次长途电话”的方法,与在外地读书的唐青仪拍拖。

唐青仪在《从心出发,重新认识梁振英》的小册子中坦言,梁振英很忙,但每年都会和她一起千里迢迢飞往英国,跟在彼邦念书的孩子聚一聚,哪怕只是逗留一天,为的就是一家人可以团团圆圆吃顿年夜饭。

有人说,梁振英城府甚深,洁身自好,朋友不多。但他的老同学林国荣不认同这种说法。林国荣眼中的梁振英为人随和、没有架子、很念旧。“他不食用鲍鱼、不饮靓红酒,饮的都是几十元一支的。”就算有公事应酬,梁振英在8点多便赶来跟同学叙旧,坐至散场。“有次聊到12点他坐的士回家,我问他为何不叫司机来接,他说那么晚了,不好叫别人。”

林国荣说,“他是严肃,不是古板。同学聚会我们风花雪月,但他一来我们就自动转话题,听他讲居港权案、外佣案,他可以滔滔不绝讲一两个钟头。可能因为他很正经,令人觉得他不合群,但我们都觉得他非池中物。”

陪伴梁走完竞选全程的“梁振英竞选办”主席张震远说,“这几个月,我们和梁振英日日见面,我对他印象改变了!”之前,两人一起当过土地发展公司董事。认识十多年,双方没有私交,但因认同其理念,所以梁找他任竞选办主席时,他答应了。

张震远承认,梁宣布参选初期,很多人都不看好他有机会胜出,但梁振英多次落区(到选民中去),又发表文章,市民接触多了觉得他的理念“中听”。选举期间,梁振英经历不少风浪,但每每化险为夷。张震远说,他很佩服梁振英的沉着冷静,处理危机快速、公开、透明,最终成功“拆弹”。

“就算被人不断攻击,梁振英也没发脾气,没见过他大声说话,非常冷静理智,当时他的压力很大。”张震远回忆,3月24日的竞选办早会上,梁振英向各位同事致谢,称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很感谢各同事热心为香港,气氛感人。
一天后,结果揭晓,在题为《齐心,香港一定会成功!》的感言中,梁振英说:“日后,我会继续拿着一张凳、一本簿、一支笔,和我的管治团队走入群众,听取你们的意见,只要你们肯讲,我就肯听。”
这就是梁振英的故事,香港未来的五年,将由这个人书写。 文/查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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