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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中国最危险女人”的华丽转身
2010-1-11 9:59:14     编辑:yuxuantang   文字大小:【】【】【】    【打印本页】【关闭本页

“我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一家好媒体里当记者。因为没有好编辑,所以我才做部主任;因为没有好主编,所以我才自己做主编;因为没有一个满意的平台,所以我才出来办《财经》。”这就是胡舒立简单的想法,她和她的团队不仅在记录新闻,也在记录中国改革历史。如今,这位记录者离开了。

没有任何一位编辑记者的辞职可以引发如胡舒立辞职的关注度。随着2009年10月传出人事动荡新闻,《财经》迅速成为海内外媒体报道热点,继而胡舒立成为这个热点的主角。各式关于胡舒立和《财经》杂志的报道、链接迅速抢占了人们的眼球。

终于,真相大白。《财经》主编胡舒立正式向自己的老板、联办总干事王波明提交了辞呈,联办随后批准了她的辞职。这家中国最富盛名的杂志的采编团队正式出走。在媒体上沸沸扬扬了一个多月的“财经变局”最终划上了句号。

在向“胡舒立时代”和她的《财经》告别的时刻,我们不禁再次的驻足回望,回望她承载的光荣与梦想,看看她塑造的中国媒体形象。


 “只能干新闻”

对于胡舒立为何选择新闻行业,James McGregor所著的《十亿消费者》这样描述说:1953年出生的胡舒立在19岁时敲响了一扇影响她日后一生的门——江苏阜宁图书馆管理员、中国著名战地记者恽逸群的房门,在“文革”中被贬的恽逸群“像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胡舒立,不仅倾囊而授自己多年的知识,还把对中国政治、官僚系统的了解详细解释给她,为困惑的胡舒立指引方向。

出生于新闻世家的胡舒立高考首选志愿是北大中文系,当糊里糊涂被人大新闻系录取时,她还非常失望,跑去找大外公胡愈之说不想学新闻,胡愈之笑着答道:“这个专业很好啊,你应该去学。现在‘文革’结束了,新闻将会再次重要起来,等着看吧。”

1982年,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胡舒立被分配到《工人日报》工作,“只能干新闻”。

一位作家给胡舒立带来了她事业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在记者认为干新闻并无前途、将未来寄托于当作家或是当领导干部的那个年代,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更愿意当记者写报道。“报纸就是最好的阵地。”这种超越个人名利的追求使胡舒立深为触动,她开始重思这份工作的意义。于是,胡舒立从体制内的《工人日报》开始了她的新闻职业征程。“既然做新闻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


一流的财经记者

胡舒立曾说“记者的天性,就是探索和报道真相”,本着记者的这个天性,胡舒立的采访力求捕捉新闻的第一手“猛料”,也正是她这种追求真相的执着成就了今天一流的财经记者。

胡舒立加入《工人日报》以后被分配到时事政治部,分管党风党纪,于是有机会采写批评报道。1983年以后,她先因一组关于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初露头角,后来又因采写四川一位工人发明家受迫害的批评性报道引得好评。

《工人日报》工作10年后,39岁的胡舒立冲离了原来的轨道。她转入当时颇有生机的报纸《中华工商时报》,担任海外部主任,从此进入经济报道行列。

《中华工商时报》建立者和主持人丁望先生在谈到胡舒立时欣慰非常,他这样评价胡舒立:富于社会责任感,发挥媒体舆论功能,不做表面文章。

1993年,胡舒立受邀参加一个关于市场经济的座谈会,所有的人坐在原地,记者也不动,但不肯循规蹈矩的她,一个人在场中走来走去,把录音机摆在每一个发言人的面前。事后,当座谈会纪要被准确扼要地整理出来发表在报纸上时,反响不小,胡舒立的名字就此走入了关注经济的人眼中。

胡舒立在《中华工商时报》曾采访过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曾赴美参加西雅图峰会之前采访了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曾于1994年世贸组织成立前夕采访过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总干事萨瑟兰。

1995年,她在《中华工商时报》开辟“金融家采访记”专栏,专访国内外的一流金融家,每篇文章都有近万字。1998年创办《财经》杂志之时,她已经是国内当之无愧的一流财经记者。


创业《财经》

胡舒立在财经新闻界的成绩引起了“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简称“联办”)负责人王波明的注意。王波明身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首批留学生之一,1998年决意创建一个更面向大众的财经媒体,他找到了当时被誉为“中国最好的财经记者”的胡舒立,两人会谈“一拍即合”,胡舒立加盟联办。但她提出了直至今日都是中国媒体环境下的超前要求——每年近两百万元的记者工资以确保记者诚实,全权负责所有内容,采编独立不受广告经营影响。王波明以罕见的气度全部答应。

《财经》,这个最初创刊名叫《Money》的杂志就此诞生。

在胡舒立的力主与坚持下,《财经》杂志的编辑部与经营部门设立了一道鲜明的“防火墙”,信奉编辑独立是对商业利益的最好保障。黄光裕出事前夕,国美高层提着几十万要赞助《财经》会议活动,被拒;一为某大银行看到即将付梓的一条新闻,提着30万去找胡舒立“控负”,也被拒。

于是,王波明经常会遇到这种挑战:“王波明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怒气冲冲的电话……这样的电话令王波明痛苦。他会有礼貌地听完对方的话,然后解释说他只是拥有这本杂志,但是不能干涉编辑的决定。”(出自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麦健陆著名的《10亿消费者》)。

本着“独立,独到,独家”的办报方针,《财经》创办的11年里作出一系列推动改革、引发社会公义的重磅报道,“基金黑幕”、“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SARS调查”、“松花江水污染事故”、“上海社保案“、“谁的鲁能”等一批重大财经新闻报道,引起社会的大震荡。胡舒立曾说:“我知道如何把握报道的界限,我接近界限,甚至推动它,但我绝不会跨越它。”


工作狂和女强人

熟悉胡舒立的人都称她为工作狂人,她超人的精力和震慑力令同行折服。《财经》特约作者、资深媒体人钱钢描述胡舒立在工作时的节奏“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这也是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数位曾在《财经》工作的资深记者的共同记忆:“行事像阵风,说话像阵风,英文相当流利,非常干练,对新事物接收快,是个工作狂人。”

胡舒立的健谈是出名的,尤其在讨论业务时,据同事说,一个记者用手机和电话那边的胡舒立聊选题聊了两个小时,直至记者电话被烧坏;胡舒立盯下属盯得很紧,有一次某记者从国外培训回来,深夜到北京的家,行李还没拆包,胡舒立的电话就打过来,开始布置第二天的选题。

别看胡舒立身材小,但是她却是好斗的性格,她一张嘴,咄咄逼人的气势迅速令对方退避三舍。业界流传着一个关于胡舒立的故事:当时有家杂志开座谈会,征求大家的各种意见,多数人都很温和地表示肯定,尔后再婉转地针对质量问题提出批评。这时候有一位叫做胡舒立的女人站起来发言,坦率得出奇:“杂志的质量首先反映的是主编的水平。鉴于这本杂志目前质量问题比较突出,应当换一位更称职的主编。”

胡舒立第一次带着记者到美国微软公司的总部采访,进门之后就拦住她碰到的第一个微软员工,劈头一句:“我是中国《财经》杂志的胡舒立,请你带我去见比尔·盖茨。”那人被她的理直气壮问愣了。看到问愣了一个,胡舒立坚持不懈地接着又抓了一个,还是同样的问题,直到最后联系到采访。

就这样,怀着自己的新闻主义理想,凭借着对新闻的热爱,胡舒立领导的《财经》大步前进。因此,吸引了大批媒体人的加入,“当时内部流行一句话,主编到《财经》来做资深编辑,主任到《财经》来做普通记者,所有来的人都降一或两级。”据说还有某杂志的副主编,跑来《财经》做实习生的。

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

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称胡舒立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这源于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的《基金黑幕》,这篇把矛头直指中国几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文章,揭露了许多基金界腐败现象,引得十家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联合发表严正声明,从而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地震。胡舒立用义正辞严的《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反驳声明。文章指出“公开、公正、公平”才是基金行业里最高道理,这篇报道直接触发了持续一年多的股市大讨论和监管当局一系列严厉措施的出台。从此,《财经》杂志一夜成名,胡舒立也因此被证券界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1年8月的《银广夏陷阱》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当时这家公司的股价正在直线上升,江泽民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刚刚访问并高度赞扬,公司的CEO甚至想要收购《财经》杂志以阻止报道,王波明第一次在出刊前给他的老朋友、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岐山打电话,后者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2007年1月的《谁的鲁能》,是值得胡舒立和所有《财经》人骄傲的报道,尽管他们为此受到很大的处罚。这篇报道讲述了山东的超大型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借“转制”之名悄然落入私人手中,超过七百亿人民币的某些势力在此事件里的主导与博弈,引发从高层到民间的强烈反响。结果,这篇文章迅速在网络被封杀,上摊的杂志被人有组织地大批收购,国内几家主要门户网站事后透露的确“受到压力”不得不撤下相关文章。像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它们就像一个接一个的重磅炸弹,引起社会剧烈的震荡。也正是基于此,《财经》获得了“扒粪者”的公众声誉。

熬过最艰难的几年,凭借新闻媒体应有的良心和独立公正的个性,《财经》成为众多业内人士的案头必备。《财经》学术顾问汪丁丁在为《财经》十年所著文章中写道:“《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它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它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用胡舒立的话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英雄缘何隐退

“对于证监会和交易所而言,维护市场健康发展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其职责应集中于规则的制定与执行,而非代市场选择……”这是名为《创业板的错位与复位》的文章的一段话,出自11月9日出版的2009年第23期《财经》杂志,作者胡舒立。而如今,它已经成为胡舒立在这个杂志的最后一篇稿件。

对于胡舒立为何决意离开这个曾经奋斗多年的舞台,众说纷纭,一种是理念说,在近日网络曝光的联办文件、一份7月17日下发的对《财经》管理方针文件中,对采编独立权的全面收回,无疑触及了胡舒立的底线。2009年7月,《财经》接连4篇稿子被联办“枪毙”,所涉均为敏感题材。这在《财经》11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通钢的报道被压了两个礼拜,是我们编辑部实在忍不了自己发的。”《财经》的一位编辑悄悄透露。对于联办突然干涉采编,有人分析与其上级单位全国工商联的换届有关。7月底,联办向《财经》下发了“关于明确《财经》杂志报道方针及规范管理流程的决定”,“决定”要求《财经》“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关于新闻报道的指示,而《财经》每期封面报道的选题、对于非财经领域(政治、社会、非财经领域的涉外报道)的重大新闻报道,在发稿前均需报批。

“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啊。”前述《财经》编辑评价。胡舒立当时对编辑部同仁承诺,“给他们(联办)3个月时间,我们看一看。”

胡舒立曾说,是因为没有一个好平台,所以她才出来办《财经》,所以当良好平台不在时,她选择了离开。

也有媒体猜测是利益说,胡舒立欲与李泽楷合作,希望将财经网发展成为一个通讯社——更确切的表达是,她希望未来的《财经》成为一家类似路透和彭博的金融信息供应商。但媒体的报道说,王波明没有同意这样的想法,显而易见,胡舒立团队因此无法得到他们希望的投资。

有人如此概括:在创造一个媒体品牌的过程中,资本收益归资方,而品牌影响力则归媒体人,两者在初创期尚能同舟,一旦成功,传媒人的精神投入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便会影响两者的合作。

毕竟,在初创阶段的传媒人(管理层),并非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还是事实上的创业者。如果资方不给予管理层合理的股权激励,那么,失衡的传媒人则会另立门户。
至此,曾经针砭时弊、揭黑反腐、被誉为“中国媒体良心”的传奇告一段落。

随后,胡舒立选择了中山大学,将正式就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12月7日,胡舒立的“胡舒立·我们网”正式上线,从网站地址可以看出“胡舒立·我们网”是挂在中山大学网站的域名下,而网站首页首屏的“胡舒立简介”一栏显示,胡舒立是“现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也许,对于胡舒立转身进入新闻教育界,只能是一种英雄隐退后的必然的和无奈的选择。(文/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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