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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铭 面对莫非定律的铁血帝国
2010-7-19 15:05:52     编辑:yuxuantang   文字大小:【】【】【】    【打印本页】【关闭本页
郭台铭经常强调:“竞争的环境,是最重要的。”此次吞下了缺乏人性化管理苦果的鸿海能否成为飞过寒冬的大雁?

莫非定律:所有可能出错的事,都会出错,比你想像地早出错,而且不只一次。过去的几个月,这条定律不断地拷打着郭台铭的承受底线。他一向引以为自豪的帝国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出了轨,一次又一次,一共12次!虽然多数媒体和公众并没有把责任归结到郭台铭个人身上,但这种出乎意料的“大规模”出轨,也足以使郭台铭对企业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而这样的调整或许将影响到整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制造行业。

帝国被自身的增长模式所反噬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台湾统称鸿海科技集团,在大陆称为富士康科技集团)位于深圳龙华的工业园里已经发生了12起这类悲剧,其中死亡10位,受伤2位。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像瘟疫一样流行的自杀事件都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

或许只有处在郭台铭的位置上,才能部分理解这位一向强悍傲慢的60岁老人此刻所面临的“郭氏困境”。他缔造的全球最大最成功的科技代工制造集团去年销售收入高达600多亿美元,在财富500强中排第109位,他用近乎军事化的方式管理着80多万大陆员工。但他却不知道如何让一名年轻工人放弃自杀的想法,以及应对洪水般的社会舆论的道德拷问。
这的确很难。“因为没有办法阻止这些事情一再发生,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很害怕晚上11点后或者凌晨接到电话。”5月26日,面对包括本刊记者在内的300多位中外媒体记者,郭台铭说。

尽管富士康再三否认,而且媒体在其开放工业园后,也确实没有发现富士康在管理上有什么明显的缺陷,但“连跳”事件还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从卓别林到马克思共同抨击的无情的资本主义工厂,并再次钩起人们对血汗工厂的不快回忆。
我们无意在此继续关于世界工厂如何转型、新一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探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也无意于继续做纯粹道德批判,在更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管理失败的故事:它被赖以成功的旧有增长模式所“陷害”。对规模与低成本的迷恋,是富士康成为全球最大科技代工制造商的不二法宝,但这也注定让其无法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和渴求。

血的代价揭开了全球最大代工制造帝国的神秘面具,一个由封建式统治与现代管理体制杂交的混合体被自身的增长模式所反噬。无关道德批判,但值得深思。


“金钱思维”无法解决麻烦

在自杀事件的过程中想以高额抚恤金息事宁人的做法是郭台铭长期以来以金钱来处理危机的惯性思维,从而将更深层次的问题掩盖。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也让极端追逐商业利益成为富士康的“宗教”,从而让缺乏组织关怀和信仰救赎的年轻一代工人很容易形成金钱至上的人生观。

作为典型的东亚企业文化代表,郭台铭的富士康可视作封建帝王式的高度人治与西方现代科层管理体制的奇特混合体。一切都由“郭总裁”决策的管理方式,也让所有的决策道德风险均集中于郭一人之身,他的庞大的管理体系只能被动地旁伺听命,而无法在危机出现后主动提供更有效更好的缓冲或释压的解决方案。正是这一切,让郭台铭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在某种程度上,郭台铭只能被迫选择独自面对一切。

郭台铭只知道需要马上做些什么,以弥补和回应这些被指责的过失。这包括第一次向媒体开放参观位于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工业园,加装150万平方米的防护网,开通员工热线,邀请了僧人到工厂做法事以及迅速出台的对大陆80多万工人平均20%的涨薪方案。

在此之前,郭台铭对主动要求加薪的员工,总是非常反感。他希望让那些要求加薪的员工了解,鸿海日益茁壮,绝对不是一个人出风头,要断了这些员工想加薪的念头。但自跳楼事件发生,他为了息事宁人,抚恤金却给得很大方。富士康至今没有公布抚恤金明细,但据了解,最高已达40万元人民币。如果按一名普通工人的每月工资900元人民币、加班费约1500元人民币来计算,40万人民币是天价,是一辈子才赚得到的钱。

这段时间一直跟着郭台铭进行危机处理、鸿海执行副总裁程天纵说,郭台铭给抚恤金的原意,是想让自杀员工的家人拿点补偿。不过,万万没想到却产生了某些不良的副作用。

在6月8日的年度股东大会上,郭台铭用幻灯片展示了一位意欲自杀的员工手书给父母的信。信中写道,现在我准备从富士康楼上跳下去。你们不必伤心,因为富士康会给你们一些补偿。这是你儿子能回报你们的唯一方式。这名打算自杀的员工因为发现及时而被阻止。“过去给的抚恤金太高。”郭台铭坦承这个关键环节他没有注意到。6月8日当天,郭台铭宣布,抚恤金不再发放。

如此意外效应,归根结底,是因为郭台铭总是相信能够用金钱解决一切麻烦。


人性化管理极度缺乏的苦果

一切的一切,都跟郭台铭的管理风格有关。从他整个危机处理的过程中,可以窥见。

5月22日晚上,郭台铭召集主要高管在龙华开会,讨论应对自杀危机的方法。每个人却都面面相觑,没有人能拿出彻底解决的方法。“把我从楼上丢下来也好。”郭台铭说,他没有把握会不会再有下一个自杀案例。这样的丧气话,过去是不可能从郭台铭口中说出来的。他说这话的时候,额头流着汗,毫无惯常的威风。

5月22日起,富士康各厂区开始执行“安心项目”。但是不到48小时,就发生了第十一起员工跳楼案件。富士康找了两岸很多心理专家到龙华,甚至还刻意在中外媒体面前开了一场意见沟通大会,但到了5月26日晚上,就发生了第十二起员工跳楼。

郭台铭做的任何努力都毫无效用。再多的危机管理,再强的企业执行力,面对这种非商业性挑战,全都不再适用了。郭台铭一岁多的小女儿妞妞,最近在台湾打疫苗,身体很不舒服。她对着电话向爸爸大哭了30分钟,不能陪在心肝宝贝身边,郭台铭说:“我的心都碎了!”将心比心,郭台铭是不是也该认真想想,每天在生产线要举起三千次手臂、常常被保安无理斥喝、住在拥挤宿舍中的一个个员工,也是别人的儿子,也是别人的女儿。

郭台铭在股东大会上承认,没有认真关注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变化和90后年轻员工增加引发的劳动力人群结构变化,是其这次得到的最宝贵的人生教训。

郭台铭确实称得上是超人。他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他的秘书不仅要提醒老板开会时间,还得提醒老板什么时候该进食、该休息。而他显然希望这成为由他缔造的这个富士康帝国的基本文化。但是这样的工作节奏显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

在郭台铭看来,下属和员工能够接受这种文化,因为每个人都会希望赚到更多金钱。“80%到90%的员工都喜欢加班,多赚点钱,将来可以回乡买房子。”这是郭台铭在股东会上的最新说法。

郭这么重视时间是因为富士康的生产流程的关系。高科技的竞争已经成为时间的竞争,谁能早一点推出新品,就能取得市场的先发优势。富士康在美国旧金山接到一个手机订单,可以在48小时内开出完整模具,而竞争对手要花一个多礼拜才能做到。美国与深圳两地,好比一场接力赛跑,毫无时差影响,直到使命达成为止。

这种一直处于超限状态的运营方式,正是成就今日富士康的秘密所在,但问题是,在把富士康日益打磨成一台高度控制、高效运转的精密机器的同时,也让每位员工被“机械化”、“零件化”,现在,也许到了该“停机检修”的时候了。


调薪只是个引爆点

今年60岁的郭台铭,祖籍山西省晋城市,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郭台铭的父亲郭龄瑞,是台北县永和市派出所的一个小警察,从小对儿女采取军事化教育,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今天郭台铭管理公司也采取同样的准军事化管理,无疑深受其童年的影响。

平心而论,对于需要以庞大规模和极低利润率来求得生存的代工商而言,郭台铭的高度控制和极端主义的做法,几近军事化的工厂管理、日不落的生产流程,也许是最适合富士康这类企业的管理方式。富士康庞大帝国霸业也由此而来。
现在的富士康集团,从不起眼的计算机机壳、连接器、电路板、准系统,到智能手机、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网络通讯产品、液晶面板与电视、游戏机、半导体设备、LED等,完整串起了整个高科技产业链。而这些,正依赖于数十万廉价劳动力的流水线作业。

单就旗舰公司鸿海精密来说,2005年的营收仅仅6756亿台币,到了去年,则已成长至14200亿台币,五年内成长超过两倍。如果时间拉得更长,鸿海在20年内,从一家只有20亿台币营业额的中小企业,已蜕变成为年营收19600亿台币的全球代工大老虎。

尽管严苛,尽管像军营,但富士康的分红及配股都比其他高科技公司多,这成了其能够不断吸纳人才的主因。

以一个进富士康台湾总部三年的专员来说,虽然平常的薪资仅仅3万至4万台币(约合6500元至8000元人民币),并没有比其他公司好,但是只要表现优异,年底能分到5000至1万股鸿海股票并非难事。照目前富士康的股价计算,光是股票就值上70万到150万元台币。大部分员工确实是冲着富士康诱人的股票分红而选择进入鸿海的。

然而,时至今日,军事化的生产管理,仍适合中国吗?以追逐廉价劳动力而居的电子代工业,还能在中国维续多久?
加薪三成、加薪一倍,一再喊高的员工劳动价码,确实让鸿海吃不消。据花旗集团分析师估计,鸿海公司为此次加薪所付出的成本或达每季度27亿新台币(合8400万美元),有可能减少其10%至12%的运营利润。

“这次富士康调薪只是个引爆点。”郭台铭强调,未来中国工资高涨的风潮,将比外界预期来得更快,企业再也不能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工。


富士康是那只该移出的鸟吗

由一系列自杀事件所导致的富士康危机,让当地政府处于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由此揭开了富士康与当地政府关系微妙变化的一角。

从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已经过去30年,遍布珠三角的夜夜灯火通明的工厂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最佳诠释。而今,每年为地方政府贡献了超过百亿元人民币税收、雇佣着近50万中国大陆工人的富士康却与意图摆脱劳动密集型制造标签的深圳形成了某种错位,深圳市新任市长许勤,上任以来再三提及“三大新兴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科技。他也强调,中央赋予了深圳当好科学发展排头兵的使命。

在珠三角“腾笼换鸟”策略下,富士康不免感受到一种疏离感。5月末,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深圳说,要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完善工会组织,优化企业用工管理环境。5月31日的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工作报告中表示,要更加关心新生代劳务工,推动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引导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改善管理方式。

这些变化,一方面是深圳谋求产业升级转型的必然之义,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富士康地位今非昔比的落差。

深圳官方态度的微妙转变,郭台铭一定有所感。因此,他现在积极转进其他省份设厂,虽然没办法一下子从深圳“搬家”,但制造重心将缓缓移出珠三角。这包括设在重庆的笔记本电脑生产线,以及在武汉、烟台、淮安、南京、廊坊、太原等中国腹地的富士康新厂。

这一分散策略,预计在跳楼事件后将明显加速。“中国大陆内部自己的竞争,比台湾还要激烈。”郭台铭曾经说,因此,很多地方政府仍将视富士康为解决当地就业、提升GDP的骑士。

历程评述:
郭台铭出身寒微,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他的确喜欢特立独行,而且无论做什么,大多能振翼冲霄,一鸣惊人。他对工作的狂热,更是远超过任何一种牦牛。无庸置疑,郭台铭是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但同时不可否认郭台铭忽略了很多现实的变化:“世界工厂”不再与中国划上等号,“人口红利”不再由中国自顾独享,两大趋势已在过去三年中慢慢发酵。但郭台铭却充耳未闻。郭台铭的困境至少说明了一个被多数人忽视的事实:利用传统管理模式控制一家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企业的方法正在开始进入某种危机。(文/汪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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